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第三卷-7-5）一败涂地：鸦片战争的进程与结局

五、一败涂地：鸦片战争的进程与结局

义律在进入商馆之前，就已经开始向英国政府建议发动对华战争。

作为驻华代表，他深知英国政府在入侵中国方面预谋已久，不过缺少一个合适的借口而已。自从马格尔尼使团回到英国以后，大力宣传清王朝内部的腐朽和军事上的无能，欧洲人从《马可波罗游记》出版后过度神话中国，转为疯狂的妖魔化中国。在欧洲人的全球殖民版图中，中国是最后一块大蛋糕，是他们必须要拿下的。

义律本人非常渴望战争，因为他一直觉得自己在中国处处受到歧视，堂堂大英帝国驻华总监督，连广州知府都见不到，更别说巡抚总督了，只能跟行商打交道。只有武力可以让自己在中国官员面前找回尊严。

为了确保战争可以被挑动起来，在进入商馆之前，义律就想好了办法：让商人们尽可能多的交出他们所有的全部鸦片，并承诺英国政府会赔偿商人们的损失。英国政府当然不会真的当冤大头赔钱，在商人们的压力之下，自然会来找清政府算账。如果英国商人遭遇了如此巨大的损失——两万箱鸦片，一箱市场价格400两银子，总货值高达八百万两白银——而英国政府竟然无动于衷，那么大英帝国在法国、荷兰、美国等等欧美强国以及印度、南非等英国殖民地面前，就会颜面扫地、威信全无。

殖民霸权必须建立在足够的威信基础上，缺乏威信就会引来无穷无尽的挑战者。大英帝国丢不起这个人。

两万箱鸦片对林则徐而言是意外收获，他没料到能收缴上来这么多。原本计划不过是象征性的收缴一批，重点其实是让所有商人都出具保证书，为后续严格打击走私奠定基础。不料在义律的劝说和保证下，商人们一箱不剩全都上交了，除了英国，还有美国法国等国的商人也跟着上交了。事关国际颜面，英国政府不作出激烈反应几乎不可能。

林则徐禁烟的消息传到英国，英国政府迅速做出了侵华的决定。英国首相巴麦尊在1839年的8月29日和9月21日，分别收到了义律在3月进入商馆后和4月商馆解禁后发出来的有关报告。10月1日，内阁会议就决定派遣舰队前往中国，并向印度总督下令做好接应准备。这是最早的侵华决定，理由是中国没收的鸦片是对英国商人私人财产的侵犯。

这个理由非常无耻，公开承认英国政府认可本国商人在他国贩运毒品，其所有权受英国军事力量保护。

11月2日，巴麦尊密令义律做好战争准备；4日，又并告知其舰队将会在明年4月份到达，以及初步的作战方针。

——需要注意是，虎门销烟之后三个月，1839年7月，九龙尖沙咀村发生“林维喜案”。英国水兵在村内醉酒闹事，打死村民林维喜。林则徐要求英国商务总监义律交出凶手，义律却自己轻判了事。作为惩罚措施，1839年8月15日，林则徐下令禁止一切贸易，派兵进入澳门，更进一步驱逐英人出境。很多人认为这是鸦片战争的导火索，甚至认为英国发动鸦片战争是为了保护通商活动不被中断。其实，受当时信息传播速度的限制，广州方面的消息要三个月才能传到英国。战争的决定是在10月1日的内阁会议作出的，此时英国内阁并不知道林则徐已断绝了中英贸易。而且，中断贸易、驱逐英商是为了促使义律交出在中国土地上打死中国老百姓的英国罪犯。不管从今天还是当时的司法管辖权来看，英国人在中国领土上打死中国人，审判权都当然属于中国并应该适用中国法律。林则徐的要求合情合理合法。英国只需尊重中国法律，交出罪犯，贸易自然就可以恢复。指责中方中断贸易引发战争的说法，无论怎么看都站不住脚。

1840年4月，也就是巴麦尊计划中舰队即将到达中国的时间，英国议会才收到内阁提议，开会讨论对华战争和赔偿英国商人鸦片损失问题。此时议会就算否决了内阁提议，也根本无法在战争打响之前通知舰队司令官。会议也就是走个法律程序，让侵略战争看上去更加冠冕堂皇而已。

在这次主要负责表演打嘴仗的议会辩论中，1793年使团中最年轻的成员、当时只有13岁的“见习侍童”小斯当东此时正是国会议员。他的发言后来被认为对投票结果有决定性意义。他掷地有声的说：

“如果我们在中国不受人尊敬，那么在印度我们也会很快不受人尊敬，并且渐渐的在全世界都会如此！”

这句话比较赤裸裸的道出侵华战争的本质：英国主导的全球殖民秩序，不能允许一个独立的贸易主权国家存在——除非他们打得过英国的军队。

小斯当东的发言结束后，国会响起了长时间的掌声，最终投票通过了对华开战的决议。

林则徐在禁烟行动之前，就认真考虑过英国是否会对华开战的问题。道光皇帝给他的命令是，一方面要禁绝鸦片走私，一方面也决不能挑起战端。为此，他组织了几个懂英语的翻译，专门给他翻译有关英国的各种材料。包括英国的法令、新闻、历史等等。通过阅读这些材料，知道英国人与历史上曾经侵略中国的那些蛮夷有着绝大的不同——他们来来自另外一个文明世界，有完整的法律体系和国家体制，武器装备也相当先进。林则徐特别看重英国女王颁布的一些有关对外贸易的法令，这些法令中禁止英国商人在国外从事违法犯罪活动，要求他们遵守国家的法律，公平诚信的做生意。

正是这些东西，让林则徐认为，英国政府不会因为本国商人在外国贩卖毒品被处罚而发动战争。更何况，他已经网开一面，释放了所有的贩毒商人。

林则徐长期以来被很多人认为是中国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所谓“开眼看世界”就是指的他组织翻译的那些材料。其实明朝的学者早就开眼看世界，翻译的东西更多，还把世界地图都画出来了。林则徐两百年后再开一次眼，并没有什么神奇。神奇的是他一开眼就被狠狠的忽悠了一把，把西方殖民者的虚伪面孔当真了。

野蛮民族虽然野蛮，但也实诚，一开口就是：兄弟们，去旁边抢钱抢粮抢人！最高明的借口无非就是：隔壁部落去年杀了我们的人，我们要去报仇。报完仇之后顺便还可以抢钱抢粮抢人，嘿嘿嘿……

殖民者不会这么讲，他们一开口就是自由贸易、民主法治、人类命运、契约精神。不仅嘴上讲，还要搞一套正式程序把它写进法律、雇佣一批高级学者写成理论专著，昭告全世界，让外人读到这些法律和专著，一定会自惭形秽，深感自己愚昧无知。但其实际行动却跟野蛮民族没有什么区别，只要能够通过武力得到的东西，绝不会客气。那些法律条文、程序和理论，大部分时间是管用的，不是百分之百的虚假，它在百分之九十九的情况下都是行之有效的，但到了涉及到关键利益的“百分之一时刻”，就不管用了。法律可以破坏、契约可以撕毁。等到“百分之一时刻”过去，打完仗抢完钱杀完人，又会立刻恢复正常，法律和契约被重新拿出来，用于维持由战争决定的新秩序。

这套把戏的迷惑性很强，很不容易识破。从1840年一直到今天，都有很多中国人上当，被西方殖民者拿来骗人的普世理论、法律体系、契约精神感动得痛哭流涕，积极主动为殖民者辩护，将中国人民的反抗斗争当成愚昧落后的表现。林则徐只有几个月的时间阅读那些匆忙翻译的材料，上一回当也就毫不奇怪了。这不是林则徐的问题，这是东西方文明交锋与交流过程中，我们必然会犯下的错误和付出的代价。林则徐不过是“开眼看世界然后被忽悠”的“第一人”而已。此后前赴后继，被忽悠或者假装被忽悠的人还有很多很多。

林则徐被骗的很深，英国人的军舰都开到珠江口了，他还是不相信英国会挑起战争，而认为是部分印度军官收了英国商人的贿赂，跟义律串通起来吓唬他的。一再写信警告义律：你这样干你们国王定然不会饶过你的！

1839年的9月5号，林则徐在给自己的好朋友、广州巡抚怡良的私人信件中说：替义律本人着想，他实在是毫无出路，中国方面不会理他，英国国王也会收拾他，不明白他成天还橫个啥？[1]

1839年到达广州的确实只是少数几艘从印度临时调过来的小型战船，在跟广州沿海炮台的对轰中也没占到太大便宜。他们主要任务是火力侦查，了解一下中国方面的炮台火力水平。1840年6月，英国从本土、南非、印度等地调遣来的48艘舰船（战舰16艘，武装轮船4艘、运输舰28艘）开到，舰队上有陆军加海军共计六七千人，鸦片战争才正式爆发。

这支庞大的舰队并没有攻击广州，而是按照既定部署，直接北上，在7月攻击并占领了宁波海外的舟山岛（定海），以此为基地再北上天津，8月份到达天津海外的大沽口，想要直接与朝廷对话。

道光皇帝被突然出现在天津附近的强大舰队吓了一大跳，这直接威胁到了北京的安全。慌乱之中，把一切责任推给林则徐，同意将其撤职查办并恢复广州通商，以此为条件让英国海军南下，回到广州再跟新的钦差大臣琦善继续谈判。

英国方面的作战计划并不包括攻击天津，因为他们对中国北方的海洋和陆地情况都很不了解，而且北方冬天寒冷，也不宜久留。将内阁向中国政府提出的谈判条件送达给道光皇帝之后，就南下了。

一开始，他们并不打算回到广州，而是计划长期占领舟山岛，把这里建成一个跟葡萄牙人占领的澳门一样的商业和军事据点。

这个计划遇到了三个意想不到的挑战。一个是人民、一个是台风，一个是疫病。英军派往大陆偷偷测量地形的军官被当地居民给抓获了，送给了清军；七八九月份又是中国东南沿海的台风季节，一艘英国运输船在执行任务的途中被台风给吹翻了，其中29人幸存下来，游到岸边，被清军俘虏。第三个问题更严重，就是英军在舟山出现了大面积的水土不服。疫病流行，共有五千多人次（不是五千多人，是人次）发病住院，其中448人死亡。三个事情加起来，还没开始认真打仗，整个英国远征军就几乎损失了百分之十！

英军无法承受这样的代价，不得不在九月底放弃舟山，重新南下，在珠江口附近找地方休整。他们最后看中了珠江口北边、跟澳门隔海相望的香港岛，占领了香港作为基地。

英国方面提出的谈判条件是恢复广州通商、赔偿巨额的军费和英国商人的损失、割让香港岛（原来是想割据舟山岛，临时改的）、在浙江等地增加通商口岸、英国可以在通商口岸派驻官员与中国官员直接接触等等。

这些条件，琦善一看便知道光皇帝根本不可能同意，因此也压根没往上报告，一直与义律敷衍。1841年1月7日，英军失去耐心，正式对广州发动进攻。很快就干掉了珠江入海口沿途岛屿和山岭上的一些炮台。2月26日，攻击广州防御咽喉虎门，虎门提督关天培战死。琦善被吓破了胆，私自同意英方的各种条件，换来短暂的停战。但道光皇帝并不认可琦善的妥协，将他革职拿问，另派有皇族血统的奕山前往广州作战。

3月18日，英方发现清方并不打算真正执行琦善同意的停战条件，遂派军舰进入广州城外的内河地区。经过20天的战斗，摧毁或占领了沿途炮台，舰队直抵广州城下。此时琦善已经革职、奕山尚未到达，在城内临时负责军事的杨芳和林则徐商议，同意先恢复广州的通商，换取英军不攻打广州城。

5月份，奕山到达广州，负责执行道光帝强硬剿灭“英夷”的指令，于22日夜派遣一些小型船只主动向英军发动了一轮突然袭击，没有取得任何成效。英军随即采取报复措施，将奕山在沿河修建的各个新阵地全部摧毁，又派遣陆军从广州西边的三元里地区绕道迂回，偷袭广州城北的越秀山，架起火炮阵地，居高临下，将广州城置于英军火炮的覆盖之下。

面对危局，奕山被迫低头，再次将琦善私自同意的停战条件私自同意了一遍，恢复广州通商，战争再次暂停。

这个过程中，英军想要占领广州轻而易举，但他们始终没有这样做，关键还是迫于商人们的压力。自从1839年底以来，通商已经停止了两年，茶叶、丝绸的贸易损失极为惨重，跟着损失的是英国财政部的每年数百万英镑的税收。把广州城打烂，对商业利益伤害极大。英国的既定战略始终是将没有开通贸易口岸的长江口一带作为主战场，而在珠江口尽量少打仗，并争取尽快恢复广州通商。

这个战略十分高明。广州地区对清王朝而言是战略边缘地区，就算把整个广东都丢了也能咬着牙承受，英军在此赢得再多胜利，也很难让清王朝低头，反而让自己损失巨大的通商利益。长江入海口一带是中国经济核心区，尤其是北方首都的粮食供应要从这里通过大运河运输，乃清王朝统治命脉所关，在这里打，对英国商业利益几乎没啥影响，对清廷却影响极大。因此，长江口才是最佳战场。

清王朝对此不明就里，以为广州战事平息，自然天下太平。琦善和奕山，先后自作主张妥协退让，然后向道光皇帝谎报军情，声称多次取得“大捷”，而英方不过“恳求”恢复通商就会退兵。至于割让香港岛，那地方原本是个没啥人烟的海岛，没有设置政府机构管理，他们就装着不知道默认既成事实，英人占了就占了。而赔款条件，则打算私自从广州行商头上榨取，不向中央汇报。对于最关键的另开通商口岸，则对英方敷衍声称这跟广东方面无关，也不向皇帝报告。

远在北京的道光皇帝从头到尾都被蒙在鼓里，对英军的军事优势和谈判条件一无所知，眼看战争打了那么久，虽然多次“大捷”，但总是心疼军费开支太大，而且清军没有海军，不可能彻底消灭来自海洋的“英夷”，战争长期打下去是个无底洞。他也开始打算妥协，同意以恢复通商为条件结束战争。

事情当然不会那么简单。广州恢复通商以后，英军立刻扬帆启程，于1841年8月攻占了厦门；10月1日再次占领舟山，击杀定海镇总兵葛云飞、处州镇总兵郑国鸿、寿春镇总兵王锡鹏；10月10日占领镇海（今宁波镇海区），驻守此地的钦差大臣裕谦兵败自杀；13日，又攻占宁波。

连续攻占了浙江沿海一大串战略要地之后，英军兵力已经十分分散，在香港、厦门、舟山、镇海、宁波等地分别驻防，可用于继续进攻的机动兵力不多。此后天气变得寒冷，少量军队继续北上既不方便又有危险，1841年这一波攻势也暂停了。清军虽然战斗力极差，总是一触即溃，但逃散之后，要将其歼灭也不可能，很快会再次集结。朝廷战争意志没有动摇，毫无认输投降的迹象。英方也明白，要在中国上千公里的东南海岸线作战，即使火力优势明显，几千人这种量级的军事力量也是远远不够的，必须集中更强大的军队才能取得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他们在舟山过了冬，这期间出兵攻占了一些小县城，没有遭到任何抵抗，但也很快发现没啥意思，主动放弃了。

到了1842年6月，英军从本土、南非、印度等地抽调的援军到达，战舰数量达到了39艘（海军军舰25艘，武装轮船14艘），另有运兵船6艘、医疗船1艘、测量船2艘、运输船只60艘，总舰船数量超过了100艘，海陆总兵力也达到了2万人，还不包括雇佣的运输船工。这是英国在其殖民历史上一次性调集过的最强大的军队。

主力集结完成之前，先头到达的部分就在5月开始了新一年的海战。他们在5月18日占领了杭州湾北侧、宁波对面的乍浦，再于6月8日，北上进攻了长江、黄浦江交汇处的吴淞口，攻占宝山县城（今上海宝山区）。

主力集结完成以后，英军舰队大规模进入长江，于7月21日攻陷镇江。

镇江是满洲驻防八旗长期驻守的军事重镇，对面就是大运河与长江的交汇处，扼守着南方粮食运往北方的咽喉。镇江失陷，也就意味着大运河漕运控制权落入英军手中。

至8月2日，英军基本肃清和控制了镇江周边主要高地和交通关卡，确保安全以后，主力再次沿江而上，威胁南京。

镇江失守之前，清军将领对道光皇帝总是能隐瞒问题就尽量隐瞒，每次吃了败仗都要吹嘘一番本方军队作战如何英勇，给英军制造了多么巨大的损失，然后非常遗憾的丢失了阵地。这让道光觉得虽然节节败退，似乎总还有反转的希望，在“剿”和“抚”的问题上游移不定。一直到镇江失陷，两江总督牛鉴才慌不择言，在奏章中不顾忌讳的说：

“危迫实不可言，伏求皇上速决大计，以拯民命！”——实在是打不过，没希望了，赶快认输吧！

道光也看清了局势，立刻批准和谈，同意了英方的全部条件。双方与1842年8月29日于停泊在南京城外长江上的英国军舰中签订了《南京条约》，主要条款包括：割让香港、赔款2100万西班牙银元[2]（其中600万赔偿虎门销烟销毁的鸦片损失，1200万为赔偿英国军费，300万用于偿还英国商人的债务）、在浙江和福建增加通商口岸、英国向中国出口的货物关税需由中英共同议定、英国商人可以直接与中国人贸易不必经过行商等等。战争结束。

[1]“然替义律着想，总无出路，不知因何尚不回头？”转引自《天朝的崩溃》，茅海建。

[2]一西班牙银元相当于0.73两白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