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第三卷-7-3）嘉道中衰：道光新政与汉族士绅的崛起

三、嘉道中衰：道光新政与汉族士绅的崛起

嘉庆在继承人问题上，也坚持秉承儒家正统，完成了他爹的遗愿，成功把皇位传给了嫡长子。清王朝终于有了一个完美符合儒家嫡法的皇帝——道光皇帝，大家都很开心。

道光皇帝也是一位笃信儒家治国理念的好皇帝。由于嘉庆皇帝留下来的摊子实在是太烂，国家已经穷的叮当响了。嘉庆二十五年，西北地区又出现了张格尔叛乱，大和卓的孙子张格尔勾结境外伊斯兰势力浩罕王国，想要搞南疆独立，一直闹到道光十一年才被镇压下去，这让清朝财政亏空更加严重。

道光比他爹要强硬一点，准备搞点改革。一上台，就把自己的亲信英和提拔担任军机大臣，在英和的建议下，宣布要学习雍正皇帝，革除陋规，搞新一轮的“火耗归公”。也就是把洪亮吉在给嘉庆的奏折中列举的那些“陋规”比如门包、碳敬、节礼、寿礼、仪程、浮收、勒折等等折算一下，一部分给官员发“养廉银”，一部分取消或上交财政。这样，把官员们的非法收入变成合法收入，以此换来减少部分老百姓负担和增加财政收入的目的。

这个改革，其实已经是对贪腐行为的第二次妥协了。雍正的改革是第一次妥协。

雍正改革之前，官员们的收入是：法定工资+陋规等非法收入。

雍正“火耗归公”改革以后，官员的收入变成了：法定工资+养廉银。

其中，养廉银就来自于“陋规”等非法收入，也就是基层向老百姓勒索的“火耗”。

按照“高薪养廉”的思路，官员们贪腐都是因为工资太低的缘故，有了养廉银，就应该不再收陋规了。一个巡抚一年一万多两银子的养廉银，相当于年薪几百上千万，怎么着也够花了。但事实情况显然并非如此，就像我们在前面讲的，几乎在“养廉银”制度刚设立的同时，官场上又立刻发明了新的名目开始收新陋规。只是在雍正的铁腕之下，情况有所收敛。

随着时间的推移，养廉银成了一笔经常性收入，跟法定工资没有区别了。官员们在此之外又继续开辟新财源、收受新陋规，而且越收越多，超过了养廉银数倍。到了道光年间，情况再次变得不可收拾。

道光改革的时候，官员们的收入变成了：法定工资+养廉银+各种新的非法陋规收入。

道光的改革，就是想把各种新陋规再折算一次，换个名字变成合法的。改革的目的也跟雍正一样，一是解决下级给上级“发工资”的问题，避免官官相护；第二是在“以合法换非法”的条件下，适度打个折，去掉一些陋规减轻老百姓负担，再把一部分陋规变成财政收入用来填补亏空。

对于皇帝想给大家的收入打折这种事情，官员们表示完全不能接受。

在京官之中，吏部、礼部等一把手上书强烈反对。而在地方更是不得了，三大总督公开反对，其他六大总督也是暗地里反对，无一人上书支持。清朝一共就只有九大总督，封疆四方，位高权重，改革措施被九大总督一起反对，基本就没法干了。而且，其中实权最大的直隶总督和两江总督都公开反对。直隶总督方受畴、四川总督蒋攸铦这两位更是直接跑到北京来反对。

大臣们反对改革的理由当然不是自己的收入会降低，而是声称：陋规不合法，基层官员还知道有所收敛，一旦合法，下面只会更加明目张胆。而且各地的陋规名目都不一样，非常复杂，根本梳理不清楚。如果一刀切的变成统一收入发放，无法保证公平，带来的问题更多。

面对朝野上下一片反对之声，道光陷入困境，继续推动将会得罪整个官场，而且还推行不下去，这可怎么办？最后，仅仅过了三个月，道光皇帝决定屈服，丢卒保车，下旨说：这个主意完全是英和撺掇的，英和不知地方情形、冒昧进言、扰乱朝政，罢免其军机大臣职务，同时停止清查陋规。

实际上，雍正的“火耗归公”还有一定合理性，因为之前的官方法定工资实在太低了。但火耗归公之后的养廉银标准已经定的非常高，清朝地方大吏的收入水平比以高工资著称的宋朝都高了，不仅足够官员们过上体面舒适的生活，还可以养活一大帮仆从。但它还是没用，说明所谓“高薪养廉”不过是不切实际的幻想。道光的第二轮“火耗归公”，完全就是向腐败屈服，不过想让官员们把贪腐收入拿一部分出来填补亏空，以免国家财政陷入瘫痪而已。但这样的改革也完全无法推动，可见当时的大清官场已经病入膏肓，无药可医。

改革还没有开始就停止了，但财政亏空的问题仍然存在。道光想来想去，始终束手无策。最后，经过跟他尊敬的师傅——理学大师曹振镛商量以后，得出结论：解决财政亏空的唯一方案只能是节约开支，而节约开支的首要任务就是皇帝要为天下国家做出表率，带动大家一起节约。

为此，道光发布《御制声色货利谕》，倡导“重义轻利，不蓄私财；停止各省进贡；不再增建宫殿楼阁”的节俭理念，开启了“节俭新政”。

对于这个政策，各级官员纷纷表示皇帝圣明，我们完全赞成，没有一丝一毫的意见。

道光皇帝以身作则，对自己严格要求。他把每年四十万两银子的宫廷开支降了一半，改为每年二十万两。皇帝的日常用度一律从简，笔墨纸砚全是普通品，而非特制。据《满清外史》记载，道光皇帝的衣服每个月才换一次。除了龙袍，他的衣服破了，一定打了补丁继续穿。

不仅如此，他还规定，除了太后、皇帝、皇后外，妃嫔及宫廷工作人员，非节庆不得吃肉。妃嫔不得使用化妆品，不可穿光鲜的衣服。皇后过生日的招待会也极为简单，每人一碗打卤面完事儿。

工作日里，皇帝每餐只点四个菜，朝廷官员的工作餐也不得多于四个菜。外地官员进京述职时，对勤勉能干的官员，皇帝会以赐宴表彰。但在道光朝，皇帝赐宴，仅是政治荣誉，被赐宴的官员吃了之后要自己付饭钱。

道光皇帝以身作则奉行节俭，各级官员则效仿皇帝，大兴节俭之风。

据《道咸以来朝野杂记》记载，皇帝的衣服旧了照样穿，大臣们也都换上了旧衣服。皇帝的裤子破了个洞，打了补丁继续穿。朝臣也为自己的衣服打上补丁。道光年间的朝会很像是丐帮大会。一眼望去，从龙椅上坐的到地上跪的，全都衣衫破旧，个个像叫花子。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京城内的旧衣铺子生意火得不得了，所有的存货都卖得精光。起初，旧衣服的价格比新衣服低很多。随着需求的旺盛，很快旧衣服的价格与新衣服持平。有的官员把新衣服拿到旧衣铺子里换取旧衣服来穿。后来，旧衣服的价格飞速增长，竟然高于两件新衣服的价格。有些官员就在新衣服上打上补丁，在袖子上抹上油腻的物质，以显示与朝廷保持一致的节俭立场。

皇帝在朝堂上的节俭行为和大臣的刻意模仿并没有改变整个官僚机制的运作模式。道光朝，整个国家吏治极为腐败，官吏、军人吸食鸦片、聚众赌博、嫖娼等行为极为严重。官吏的腐败程度远超前朝。清朝官场的“封口费”就是道光年间流行的。当时叫做卖奏费。如果官员渎职、犯法、贪污、有作风问题，负责纪检和监察的官吏就会整理材料，准备上奏。这时，该官员就会准备一笔钱，让其保持沉默。

道光帝奉行的节俭美德，最终成了皇帝与大臣默契配合上演的一出闹剧。在这个过程中，唯有皇帝一人入戏了，其他的大臣则不过是陪演和看客。

道光省钱这个事儿是著名历史典故，衍生出来很多个搞笑的野史段子，真假无法分辨。但实事求是是讲，尽管听上去有点讽刺，皇帝以身作则节俭并没有错，也没造成什么危害，而且确实省了一些钱。可以看出道光皇帝起码治理国家的责任心是没问题的。实际上，就像我们在第二卷分析的，在皇帝制度下，不管是明朝还是清朝，皇帝本人的责任心都没有问题。明朝那些皇帝是被抹黑了，清朝的由于资料保存完整，就正常多了。明清二十多位皇帝之间的差异，主要是政治路线和治国能力的差异，而不是责任心或个人品德的差异。

嘉庆道光这种“仁义道德、以身作则”的治国模式，我们不能说它完全是错的，它只是搞错了重点。执政者在要求别人的同时，应该首先严格要求自己，这是正确的，也是基本的。但就像我们在第一卷所分析过的那样，政府存在的核心价值，是可以理性的使用暴力，以及基于暴力的强制力。这是政府和其它一些机构的本质区别。因为世界上有很多事情必须用暴力来加以解决或强制推动，人类才需要政府。如果政府放弃使用暴力，而去追求“表率”和“教化”，那么政府根本就没有存在的必要。搞道德教育，民间组织也可以搞；做道德表率，各种名人大师都可以做，影响力也不比政府小。

有一些无政府主义者或者最小化政府主义者声称：政府是不得不存在的恶。这种表达一度十分流行，其实是错误的。正确的说法应该是：政府是不得不存在的暴力机构。

暴力本身是中性的，不一定是恶，为了应对恶而不得不使用的暴力是属于善的范围。

而人类之所以需要政府这个暴力机构的存在，根源则在于人性中的恶无法通过教化来予以消除。如果人性之恶可以通过表率、教化、说服等方法消除，那么政府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即使修建公共工程、普及基础教育等工作，如果通过说服教育可以让所有相关利益方都团结起来采取一致行动，根据自己的获利程度承担对应比例的成本，那么这些事情也都可以不需要政府参与。但实际情况是做不到，靠沟通说服根本摆不平各方利益关系，因此只能是政府利用强制力收取税收，然后统一安排财政投资于公共工程和基础教育。

在维护社会秩序、提倡仁义道德方面，凡是把教化当成主要工作来抓的政府，无一例外都必然是失败的政府。教化工作做的越多，调门越高，就越是失败。宣讲一万遍诚信，不如抓捕一个诈骗团伙；讲一万遍仁慈，不如枪毙一个杀人犯；讲一万遍廉洁，不如严惩一个贪官。把仁义道德挂在嘴边的政府领导，不是虚伪就是无能，因为真正一心为国家人民服务的官员会忙的根本没时间讲仁义道德，而是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如何合理利用政府强制力来消除社会上和政府中的恶行。恶行被消除以后，善会自动成长起来。诈骗和勒索团伙被消灭以后，人民会自己想办法创业工作踏实挣钱。政府治理如果卓有成效，很多公共工程也都可以通过社会化投资的方式来完成。

反腐败当然也是一样。失去必要的暴力惩戒支撑的反腐败，就是无本之木、无水之源。

作为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和最终负责人，特别是暴力使用的最终决策者，皇帝的首要责任显然并不是儒家学者最为推崇的道德教化，而是学会正确使用暴力来监督官僚体系，确保它能够完成国家政治路线和治国安邦的使命。

在满洲皇权扭曲篡改理学思想的同时，理学家们也积极反攻，对满洲皇帝和满洲勋贵们进行逆向洗脑。联合政府的两大统治集团摆出一副“来啊，互相伤害啊”的架势，你让我当奴才，我让你当脑残。最终促成了统治集团的大堕落，嘉庆道光两位被儒家思想洗脑成功的皇帝都分别统治了中国二十多年，这半个世纪，是清王朝腐化堕落加速的半个世纪，也是其衰落从暗处走向明处的半个世纪，在历史上，被称之为“嘉道中衰”。

在这一片黑暗之中，也有新的亮点开始出现。一个标志性的事件是，在嘉庆中期，省部级官员中旗外汉人的数量第一次超过了满蒙。这一方面是儒家思想对皇帝洗脑的结果，让他开始淡忘满汉之分，逐步丧失了政治上的警惕性。或者说，是皇帝对天下国家的责任感加强，对满洲的责任感相对降低的结果。

但皇帝本人的因素并不是关键，关键还是在于满蒙勋贵集团的堕落速度超过了汉族精英集团，“满人不堪用”开始成为朝野共识。就算是满蒙官员，要想办点实事，也会发现任用汉人当下属更为趁手。这里边的关键因素，是科举制度。

满洲跟元朝不一样，科举制度在官员选拔中占了很大一部分比例。元朝前三十年无科举，后来推行了，一年也就录取几十个人，数量微不足道。而清朝，科举出身的官员在康熙雍正时期大约就占了四分之一，到后期则成为了汉族官员任用的主要方式。科举制度可以推动官僚集团内部的不断换血，让中下层精英分子可以有进入统治阶层的通道，从而有效的减缓统治集团腐化堕落的速度。

明朝末年，科举制度腐化严重，科举士人集团自身就成了一个祸国殃民的特权阶层。满洲勋贵入主中原，刚开始拥有很强的活力和进取心，在责任心和廉洁程度方面高于明末士人集团。但是，他们没有科举制度，其特权主要通过世袭来传递，腐化速度就相当快。汉族士人集团经过康熙、雍正、乾隆的反复铁腕打击，结党营私、清谈误国的臭毛病改了不少，活力有所恢复。后来虽然也在腐化堕落，但好歹有科举制度不断注入新鲜血液，情况远远好于满洲勋贵。

这样，两大集团的堕落速度一快一慢，经过一两百年七八代人的更替之后，满洲勋贵就堕落的比汉族精英更加严重了。军事方面，八旗尚有优势；在民政方面，文化程度更高的汉族就比满洲优势高出太多。

在汉民族王朝，到了嘉道中衰这个阶段，就应该出现张居正、王安石这种级别的大佬出来推动后期改革变法了。经过激烈的斗争，大变法一般会得以推行，如果取得成功，王朝就会再次出现中兴。在清朝，核心决策权不可能被让渡给汉族改革家，全国层面的大改革是没法指望了。只是在省部级高官中汉人占据多数以后，地方层面出现一些小幅度的变法。其中最有影响力的，就是两江总督陶澍推动的淮北盐政改革。

清朝的盐政，实行的是“大盐商”制度，一个盐区比如淮北地区，就被几个大盐商（当时称为“总商”）垄断，只有他们才能获得朝廷的盐引——也就是食盐销售许可证。大盐商把盐引再卖给小盐商，中间就要狠狠的盘剥一层。此外，还有一些弊病，比如为了防止私盐非法贩卖，对食盐的贩运路线也有苛刻的规定，从某盐场运往某地销售的盐，路线是定死的，必须在某个时间段通过某个检查点，检查盐引。运输的时间、路线、重量都不能有差错，否则就会被当成贩卖私盐处理。围绕食盐的生产、运输、销售，各级官员层层克扣盘剥，让食盐成本翻了好几倍，最后市场销售的盐质量差、价格贵，普通老百姓就吃不起盐。在此情况下，私盐贩卖根本禁不住，官盐卖不出去。每年政府发放的盐引数量用不完，得到的盐税也就大大受损。政府、大盐商、小盐商、官员自己的利益全都受到了损害。

这种情况下，陶澍挑选了淮北地区来试点盐政改革。陶澍出身于汉族平民家庭，没有什么特殊背景，就是通过科举和实干，一步一步进入官场并成为了两江总督。

陶澍的改革，核心就是取消大盐商，政府直接给小盐商发盐引，减少一个食利层级。同时，辅之以优化食盐贩运路线，减少检查站，降低运输成本，然后也对各级官吏盘剥盐业的陋规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清理整肃，又加强了对私盐的打击力度。几管齐下，官盐成本下降，价格也随之下降，大大增加了官盐的销路。改革之前的道光十二年，淮北地区只卖出去24万引（每引约400斤）盐。改革之后两年，销量猛增到了59万引。后来淮南盐区抗议，说淮北有的官盐被非法贩运到淮南来卖了。政府才下令将淮北盐引上限定在了46万引。淮北盐税也随之翻番，每年为国家增加财政收入约40万两。

陶澍盐政改革对清朝嘉道中衰的大局并没有什么影响，但改革背后体现出来的汉族士绅集团崛起这个现象，决定了清王朝后期的发展历程。陶澍是湖南人，随着他的官运亨通，一大批湖南人物也跟着走上了历史舞台。

陶澍有一个过从甚密的小圈子，都是志同道合的汉族士人，包括林则徐、魏源、贺长龄、唐鉴等人，除林则徐是福建人以外，其他都是湖南人。贺长龄在道光初年担任江苏布政使、山东巡抚等职，期间他看中了一个年轻的湖南读书人，资助他读书和进京参加科举考试，这个人叫曾国藩。

嘉庆二十三年，在中央做官的陶澍巡视湖南益阳，去拜访退休在家的老朋友、前贵州提督学政胡达源，见到了胡达源八岁的儿子，认定其天资聪明、必成大器，当即拍板，将自己年幼的小女儿与之定亲。道光十九年，正式成亲，陶澍令其“倒插门”到自家读书学习。此人名叫胡林翼。

道光十七年，担任两江总督多年、以盐政改革而名动天下的陶澍在回家省亲的途中，路过湖南醴陵，见到一副对联写的极好，就叫县令找来这幅对联的作者，竟是一个年仅二十四的乡下书生。一见之下，惊为天人。陶澍对他说：你将来的成就一定会超过我。后来将其引为幕僚，把他介绍给林则徐等人认识，还让自己年仅七岁的儿子跟其女儿结为娃娃亲，认了亲家。此人名叫左宗棠。

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此三人将在未来那场决定清王朝命运的战争中扮演主角，以“湘军三杰”著称于世，同时也将对中国历史的演进产生深刻的影响，直至今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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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李晓鹏博士，主要著作有《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第一卷、第二卷、《重现伟大中华史》、《中国崛起的经济学分析》、《中国的产业政策》、《中国的产业规划》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