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第三卷-7-2）“仁宗”之治：又一个儒家圣君出现了

二、“仁宗”之治：又一个儒家圣君出现了

三十九岁的嘉庆皇帝在惩处和珅及其死党方面显示了一定的魄力。毕竟当了三年多的假皇帝，憋了三年的干劲释放出来还是很给力的。但这股劲用完以后，一放松下来，就开始现原形了。

乾隆晚年，沉溺于千古第一完美皇帝的自我设定不能自拔，什么事情都要跟历朝历代的名君圣主比上一比。看起来威福无双，其实已经掉进了儒家士大夫给他挖的坑里边。因为历史是儒家士大夫写的，要跟历史上的圣君比，那就难免要被儒家学者牵着鼻子走。

乾隆以为，本朝一直以来没有嫡长子继承皇位，是一大遗憾。自己若能让嫡长子继位，那就是更加完美。殊不知，嫡长子制度就跟满洲体制无关，是纯粹的汉族王朝惯例。这个念头一动，在继承人选择上就开始往理学的坑里跳了。乾隆跟几个皇后所生的儿子都早死，嫡长子是没戏了，但后边那一套儒家的规矩还是跟着来了。比如皇子读书，延请理学大师授课就是必须的。乾隆啥都学康熙，唯独在儿子教育方面放松了警惕。康熙可是当着儿子们的面一再羞辱甚至暴打儒学老师的，以免让儿子们忘了满洲皇权的本质。他教育出来的两个继承人：雍正和乾隆，在这方面都精得很，绝不含糊。但乾隆就不行了，千挑万选，选了一个对儒家理论深信不疑的继承人出来。

嘉庆年轻的时候长得很标志，也足够聪明伶俐，骑射功夫也棒，读书读得也好，又尊师重道、孝敬长辈、举止端庄，怎么看怎么都是儒家圣君的好苗子。亲信大臣们也都夸奖他贤能。乾隆越看越欢喜：就是他了，千古第一完美皇帝的完美继承人。

在搞禅让大典之前，乾隆还有点担心：这个儿子会不会不够懂事，当了皇帝就不尊重他这个太上皇了。想不到嘉庆的政治意识非常到位，除了礼仪性事务以外，全都听由太上皇处置，每天主要任务就是在太上皇跟前端茶倒水伺候着，从来不做任何决定，俨然就是第二个和珅。这样乾隆身边就有了两个和珅，让他浑身舒坦、安享晚年。

乾隆暗中观察自己这个继承人，越看越满意：三十五岁正值壮年当上皇帝，竟然还懂得低调装傻，果然很有政治智慧，自己没看错人！

事实证明，乾隆还是看走了眼，他这个宝贝儿子不是装傻，是真傻。不是智商低下那种傻，是被儒家思想洗脑洗成脑残那种傻。

收拾完和珅及其同党之后，嘉庆开始认真观察自己执掌的这个庞大帝国。以前什么事情都有英明神武的老爹太上皇做决定，现在老爹没了，他感觉到似乎有点手足无措，下令让官员们上书献计献策，建议如何治理好国家。

很快，各地的建议纷纷呈上，但大多都是冠冕堂皇之语。只有编修《高宗实录》的洪亮吉上书非常特别，他分析川楚白莲教起义的教训，指出国家的关键问题所在。

洪亮吉说，现在，一个方面大员出巡，每到一站都有按规矩应得的礼物，叫站规、仪程，手下也要收门包。平时在家，则有节礼、生日礼，冬天送取暖费，叫碳敬；夏天送纳凉费，叫冰敬，按年则有帮费。升迁调补的时候，还有私下馈谢的，就更多。以上这些钱，无不取之于各州各县，而各州县又无不取之于民。

省里和府道的领导们，对于基层官员向老百姓横征暴敛的事情，全都明知故纵，要不然，门包、站规、节礼、生日礼、帮费就无处出了。各州各县也明白告诉大家：“我之所以加倍，加数倍，实是各级衙门的用度，一天比一天多，一年比一年多。”但是细究起来，各州县打着上级领导的旗号，搜刮上来的东西，上司得一半，州县揣到自己腰包里的也占了一半。刚开始干这些事情的时候，还有所顾忌，干了一年二年，成为旧例，现在已牢不可破了。

这时候你找总督、巡抚、藩台、臬台、知府告状，谁也不会管你，连问都不问。成千上万的老百姓当中，偶然有一个两个咽不下这口气，到北京上访的，北京方面也不过批下来，让总督巡抚研究处理而已。派钦差下来调查就算到头了。试想，老百姓告官的案子，千百中有一二得到公正处理的吗？即使钦差上司比较有良心，不过设法为之调停，使两方面都不要损失太大罢了。再说，钦差一出，全省上下又是一通招待，全省的老百姓又要掏钱。领导们一定要让钦差满载而归，才觉得安心，才觉得没有后患。

几次博弈下来，各州县的官员也明白了，老百姓那点伎俩不过如此。老百姓也明白了，上访告状必定不能解决问题，因此往往激出变乱。湖北和四川的人民叛乱，就是这个原因。

洪亮吉说了这么多话，核心的意思，就是官逼民反，或者叫造反有理。搜刮老百姓是各级官员的共同利益所在，这就决定了老百姓告状的成功率不过千百之一二。因此，除了造反之外没有更好的出路。

最后，洪亮吉得出结论，当前要谋天下大治，就应该学习雍正铁腕治吏——“皇上当先法宪皇帝之严明，使吏治肃而民乐生”。

看了这种观点，嘉庆很生气，以“言辞鲁莽”为由撤了他的职，让廷臣一起审他，不过也嘱咐说不要上刑。会审的结果，廷臣们给洪亮吉定了一个“大不敬”的罪名，建议砍掉这个家伙的脑袋。最后，皇恩浩荡，从宽发落，将洪亮吉发配新疆伊犁戍边。洪亮吉老实认罪，痛哭流涕，感谢宽大处理。[1]

经过洪亮吉一案的处理，嘉庆向天下发出了清晰的信号：雍正皇帝的手腕不会再回来了，大家不要因为我杀了和珅而想太多，那是特例。

以“仁义”治理天下，才是嘉庆所追求的治国方针。

对吏治问题和体制改革避而不谈之后，剩下的就是摆在明面上的财政问题了。

鉴于国家财政亏空严重，嘉庆也开始查亏空。这是雍正乾隆都一直在搞的政策，嘉庆应该不难学习。但根据儒家思想，钱财这种东西都是次要的，君王不能贪财，像明朝万历皇帝开征商税矿税之类的做法早已被历史唾弃，君臣之间，仁义道德才是最重要的事，君主要表现得仁慈宽厚，臣下才会向君主学习，对人民也仁慈宽厚，这样就可以实现天下大治。所以，对于他父亲和爷爷的那些铁腕做法，嘉庆虽然不敢批评，但也绝对不愿推行。这也是他为什么要严肃处理洪亮吉的原因。

嘉庆查亏空的做法是：“秘密推行，徐徐办理”，也就是不要大张旗鼓的搞，也不要搞得太急，不然显得皇帝把钱看得太重，还会增加人民负担。主要通过批示催促，让臣下慢慢的悄悄的把亏空给填上就好了。

嘉庆四年三月，乾隆刚死掉两个月，山东巡抚就奏请皇帝下令填补亏空。嘉庆首先表示这个提议好，应该把亏空填上，然后说：

“徐徐办理，自有成效。百姓足，君孰与不足？培养元气胜于仓库实贮奚啻万倍！至于大吏洁己率属，各员尽革陋规，皆为善政，以此弥补足矣。捐廉罚银等事，朕不为。”

翻译成白话，就是说：这事儿我看要慢慢来才好。只要百姓富足，你还担心什么亏空？培养元气比财政充足重要百倍！你提到说高级官员要带头保持廉洁，大家一起革除各种陋规，都是好办法。用这样的办法来弥补亏空我觉得就够了，什么罚款之类的事情我是不会干的。

同年四月，直隶总督胡季堂又奏请严查当地亏空的有关责任人员，并主张将这些人抓到省城来勒令退赔，填补亏空。嘉庆一看，吓了一大跳，赶紧批示说：“封疆大吏当以吏治民生为重，而财赋次之，胡季堂何不知大体如此！”

他骂完胡季堂，又接着说，你不要误解我的意思，我不是让你不追查亏空，只是要“次第厘清，何必亟亟？[2]”——慢慢来，不要着急。

这样一搞，下边就有点糊涂了，查亏空又不让追查亏空人员的责任，这还怎么查？

五月份，户部报告，说出现了两千万两银子的亏空，他又有点急了，要求各省节约开支，研究一下怎么填补亏空。湖北布政使孙玉庭看到上谕，就提议说，干脆把亏空一万两银子以上的地方官员抓起来追赔。因为所谓的亏空，无非就是两个原因，一是钱收上来了，但是被官员贪污浪费了；要不就是该收的钱没收上来，而敢于抗拒国家钱粮的人，肯定有官员在背后撑腰。所以不管怎么算，把负责官员抓起来追赔总没错。嘉庆当然无法接受，立刻否决，告诫他“切勿孟浪”。

最后，还是广东巡抚最先摸清楚的皇帝的心思，上奏说：以前的亏空问题很复杂，估计也查不清楚了，不必再追究责任。应该把亏空列出来，以后每年弥补一部分，逐年完成。然后让官员们廉洁奉公，减少浪费开支，这样既可以培养人民的元气，又可以让国家财政充足。

嘉庆看了非常高兴，连连批示：说得好说得好，按照这个办法来办理，三年能有所成效，也不能说慢，如此“缓缓归款、上行下效，未有不能完之理。[3]”总之就是全靠官员自觉，问题就能解决。

还有一些官员不太懂事，把查出来的亏空责任人员名单上报给了皇帝。嘉庆看了之后很不高兴，批示说：“若既行查办，则经手亏缺及接任虚报各员，皆当按律治罪，人数未免众多，或尚有贤员，亦觉可惜，是以宽其既往之愆，予以弥补之限。[4]”

意思就是说：你们把这些名单报上来给我看，让我怎么办？人数这么多，法律规定都要治罪的（我要都处理了，有人被冤枉，我不就成了暴君；我要是不处理，不是又成了昏君？）。为了不让贤良官员受到冤枉，我只能表示宽容，给你们时间把亏空填上。

官员们一看，不能报责任人名单了，那我报一下亏空情况总可以吧？皇帝要追查亏空，我们就先把亏空查清楚报给户部知道。岂料嘉庆连这个也不想看，批示说：“弥补二字，原不可直达朕前，岂可公开咨部办理？”——不准跟我讲，也不准报户部。“数目纷纷咨部，是必欲朕执法办理矣！[5]”——你们上报这些东西，不是公开逼着我严厉执法，处理责任人吗？（想把责任推给我，陷朕于不仁不义，良心大大的坏了。）

经过这样几番试探，官员们终于明白怎么办才是正确的了。各地官员纷纷上奏：我们已经查明了亏空（数字不说），理清了亏空的根源（责任人不知道是谁），制定了完善的计划弥补亏空，预计将会在六七年的时间里让亏空情况大为改善（不保证完成）。在这六七年的时间里，我们将清正廉洁、勤政爱民，为属下做出表率，相信全体官员都会在皇帝的感召下和上级的带动下，努力为民服务，圆满完成皇上下达的填补亏空的任务。

对这样的表态，嘉庆十分满意，觉得官员们终于理解了他的苦心，批示鼓励大家辛苦工作，为完成亏空弥补计划而努力。

六七年一转眼就过去了，大部分官员都已经调任换人，嘉庆发现原来的亏空不仅没有填上，还出现了新的亏空，又下旨赶紧研究解决。各地官员很快回奏说，这几年发生了很多意想不到的情况，比如洪灾旱灾蝗灾火灾地震泥石流邪教造反等等，不过我们已经制定了比以前更加科学的亏空填补办法，预计再过六七年就可以大为改观了。

就这样，反复折腾了好几个六七年，亏空只见增加不见减少。嘉庆帝脾气也是真好，就是不处理人。一转眼过了二十多年。嘉庆二十四年，河南巡抚又上奏说：不好意思亏空又增加了，但是皇上您不要着急，这两年河南大丰收，人民有钱了，就算多交点钱粮也不会影响他们的生活了。上次我们提出五年解决亏空，现在五年眼看就要过去了，请再给我们三年的时间，保证可以填上亏空。

嘉庆批示：著照所请。并将河南巡抚的折子交给军机处备案，三年以后检查有没有完成。

没等到三年，一年后嘉庆就驾崩了 。

嘉庆皇帝的一生，是勤政爱民的一生。他身体很好，定期锻炼骑射，以表示不忘满洲传统。但大部分时间专心于政务。天不亮就起来沐浴更衣，开始阅读儒家经典比如《资治通鉴》，以及本朝《实录》，时刻激励自己效法古代先贤和列祖列宗，为天下后世做好表率。读完之后开始上朝，和臣下讨论国家大事，鼓励大家畅所欲言，纳谏如流。退朝后认真批阅奏章，工作到深夜，出席各种祭祀大典也总是一丝不苟绝不迟到早退。他关心农业生产、财政赤字、军队建设、廉政建设等等，不贪财不好色，不下江南不修园林不搞文字狱，力争一言一行都足以成为天下臣民的表率。他坚信只要这么做，国家天下就可以大治，因为儒家经典上是这么说的。

他死后，大臣们对他的表现极为满意，送了他一个儒家最光辉的字眼作为庙号：仁。

清仁宗嘉庆，也就成了一位可以与宋仁宗、明孝宗并列的“儒家圣君”。

当然，嘉庆年间的官场和社会，也就跟宋仁宗、明孝宗时候的状态一样，以惊人的速度堕落。嘉庆喜欢表彰清廉的官员，而尽量避免惩罚贪腐官员。官员出了问题，最多就是撤换，打击面不如雍正广，力度不如乾隆严。皇帝对贪官污吏下不了狠手，贪官污吏对清官和老百姓就敢于狠狠的下手。

嘉庆十三年秋，黄河决口，淮安一带人民流散，朝廷下诏放赈。江苏山阳县当年领得赈银九万余两，知县王伸汉一人就贪污了二万五千两。这时，两江总督铁保按照惯例派官员赴各地检查赈灾工作，派到山阳县的官员是新科进士、刚分配到江苏工作的李毓昌。

李毓昌到达后，山阳知县王伸汉就派出自己的长随（近似生活秘书）包祥，与李毓昌的长随李祥接触，讨论利益如何分配的问题。这是官场规矩，贪污者不能独吞，监督者总会凭借自己的加害能力得到或大或小的份额。

李毓昌的长随李祥告诉王伸汉的长随包祥，自家老爷到各乡巡视了，看到灾民濒死的惨状，十分震惊，回到县里调集户册核对后，发现了严重的贪冒情况，正打算拟文呈报呢。李祥的意思很明白：我们老爷掌握了证据，能害你们老爷，你肯花多少钱买安全？

王伸汉立刻开出了价格，让自己的长随传话，愿意拿出一万两银子。

没想到李毓昌是个官场新手，一心要当个清官，当即严词拒绝，还要把王伸汉行贿的事情向两江总督汇报。

王伸汉被逼急了，派包祥出面和李祥等三人谈判，只要他们下手害死主人，重金酬谢，还要替他们另找新主人。李祥等人一想，反正李毓昌这家伙也不懂事，跟着他发不了财，不如先拿他卖个好价钱。于是他们在茶水中投毒，然后又用绳子将将李毓昌勒死，伪造了一个自缢身亡的现场。

查赈官员自缢这种大事，论理论法都应该立刻立案调查。但王伸汉拿了二千两银票找淮安知府王毂活动，王毂再拟一道呈文到省。布政使和按察使都接受了自杀的结论，两江总督铁保也点头同意，这个事儿就掩盖了过去。然后，王伸汉通知死者家属来领棺柩，再把李祥推荐给长州通判当长随，把另外两个长随也推荐出去，又给了重金酬谢，事情就算处理妥当了。

但是，死者的家属在遗物中发现了一份文稿，上面有"山阳知县冒赈，以利啖毓昌，毓昌不敢受"等语。李毓昌的妻子收拾遗物，发现他平常穿的一件皮衣上有血迹，疑心大起，告诉了运灵柩回来的族叔。族叔做主开棺验尸，发现了中毒症状。家属立刻进京向都察院喊冤。都察院按程序奏呈皇帝，嘉庆立即责成军机处追查，很快破案。

最后，山阳县令王伸汉和包祥处斩。李祥和另外两个参与谋杀的长随被凌迟处死。有关领导也受了处分。李毓昌被嘉庆树为官员的榜样，亲自写诗褒扬，追加知府衔，还为他过继了一个儿子传宗接代，并赏这儿子举人功名。[6]

在这个案子里边，嘉庆罕见的狠下心来杀了一个县官，不过也不是因为贪污，而是因为他谋杀了朝廷命官。一个知县贪污赈灾款并不是什么奇事，可以说是稀松平常，但他谋杀上级派下来检查的官员，竟然可以层层通关系搞定知府、省领导和两江总督，轻松把事情摆平，可见官场贪腐网络中官官相护程度之深，以及这个网络对清廉官员进行“逆向淘汰”的力度之大。发生这种情况，正是洪亮吉在奏折中所揭露的问题恶化的结果。

此案发生九年后，嘉庆二十二年，闽浙总督汪志伊积极响应朝廷号召，在福建开展廉政教育活动。为了装点门面，还把浙江著名的清官李赓芸安排当福建按察使，主管吏治监察。

汪志伊是儒家思想治国常见的那种官场投机分子。他知道皇帝喜欢提倡廉洁，平素就喜欢穿的破破烂烂，博取清廉的名声，私底下跟贪腐官员同流合污，在反腐倡廉方面坚持只动口不动手，既得同僚夸奖，又得皇帝赏识，升官极快。李赓芸当时有“天下第一清官”的声誉，汪志伊看走了眼，以为跟自己是一路人。想不到这个李赓芸不识好歹，来到福建，竟然真的动手反腐败，将好多贪腐官员抓起来审理，一时间福建官场大为愤懑，向汪志伊各种污蔑告状。汪志伊就让李庚芸改任分管民政的布政使，不再主管监察，并不时敲打，让他“成熟”一点。有一次，李赓芸来总督府拜访，乘的轿子和衣服都是新的。汪志伊就说：奢侈是孵化堕落的根源。你现在是方面大员，应该带头节俭，在衣着方面不宜过于讲究，以免重蹈以前那些贪官污吏的覆辙。

福建布政使的养廉银是一年八千两，相当于年薪三四百万，一台轿子就算是很高级的也不会超过一百两银子，衣服就更不值钱，李赓芸用合法收入买个新轿子新衣服绰绰有余。汪志伊本人的养廉银更是高达一万八千两，年薪千万级别。他自己穿旧衣服还可以说是生活习惯，对年薪几百万的属下穿新衣服说三道四，那就显然是鸡蛋里挑骨头，虚伪矫情了。

李赓芸对汪志伊的虚伪早有不满，当面讽刺说：“芸虽不肖，为天子大吏，稍饰舆服，诚不为过，实耻效布被脱粟之平津候以罔欺朝廷也。”[7]——我虽然没啥本事，但好歹也是三品官员，注意一下仪表没什么过错，绝不敢效仿汉朝的平津候，用伪装节俭的方法来欺骗朝廷。

平津候“布被脱粟”是所有儒家学者都很熟悉的典故，专指假装俭朴的伪君子。历史上的平津候公孙弘是汉武帝时期的高官，既能干又清廉，不是伪君子。他看不起被儒家学者尊为大圣人的董仲舒，认为董仲舒只会清谈不会办实事。在公孙弘的建议下，董仲舒没能留在汉武帝身边，而是被派到封国去给藩王当老师。儒家学者对此怀恨在心，就把生活作风俭朴的平津候公孙弘当成伪君子的典型骂了两千多年。

俗话说：“打人不打脸，揭人不揭短”。汪志伊的“伪君子”作风官场皆知，但谁也不会当面说破，如今被李庚芸当面揭穿，自然怒不可遏。没过多久，李赓芸在审理一个贪腐县令的时候，被该县令反咬一口，说其家奴黄元收受贿赂——有一次黄元到该县某寺庙拜佛的时候，该县令跑去拍马屁，硬给买了一些香烛钱纸。汪志伊以此为依据，将李赓芸逮捕下狱审问，暗示审案官员一定要查出问题、一定给做成铁案。李赓芸在狱中被日夜逼供，主审官员又捏造供词逼迫其画押。最终，李赓芸不堪忍受，偷偷写下为自己鸣冤的申诉状，藏在身上自缢而死。

由于李赓芸作为清官的名声在闽浙地区实在太大，堪称清朝的海瑞。他受冤自杀的消息传开，闽浙两地为其鸣冤的人数不胜数，贡生林光天倡议数百人联合署名上访告状，终于突破重重封锁闹到了中央。嘉庆也早知道李赓芸清廉的名声，下令严查此案，这才真相大白。

最后的结果，汪志伊被免职，主审官员被发配充军。李赓芸平反，给了一大堆荣誉头衔，结案。大清官场又一次以微小的代价，成功的淘汰了一名清官。

李毓昌和李赓芸的下场，足以给其它官员敲响警钟：谁敢不同流合污，谁就是死路一条。

[1]吴思，《老百姓是个冤大头》，载《潜规则》。

[2]《清仁宗实录》卷四十七

[3]《清仁宗实录》卷六十二

[4]《嘉庆道光两朝上谕档》，嘉庆五年六月二十九

[5]《嘉庆道光两朝上谕档》，嘉庆六年六月初二

[6]吴思，《摆平违规者》，载《潜规则》。

[7]【清】昭梿，《啸亭续录·卷三》